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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寻路中国》:真实在细节里 魔幻在现实中

发布时间:2013-11-19 14:03:28

  1.城墙
路、汽车、长城、村庄、小城镇,一个个点,一条条线,在何伟敏锐的感觉,细腻的笔触下,成了一幅幅生动丰富的画面,它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。我们亲历其中,是这么的熟悉,却又陌生,有些东西我们已经麻木了。
中国有他的形式主义,形式是呆板的,但形式里的内容又是灵活多变的。书里的驾照考题,典型的形式,却又是内容。何伟在行程中遇到的很多和人和事,有些形式已经破坏了,但内容还在。有些形式依然如初,但又可以变通。有些真的很坚硬,只不过是怕带来麻烦。
何伟拿到驾照,翻看着中国地图,看到城墙的符号,这符号他很小的时候就能认出,那是长城。在很小的时候,只要看见中国的地图,就会默念:沿着这道城墙,穿越整个国家,多么神奇啊。顺着这道城墙,可以穿越中国的一个个小镇,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。
在“首都汽车”租了city special出发了,租车公司是国有企业,有很多租车规定,和里面的人熟悉了,好多规定只不过是形式。“在中国,生活的很多事情要打制度的擦边球,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,事后原谅比事先许可要简单的多。”所以,车开得再远也没关系。
在2001年,在中国还没有驾车巡游全国的习惯,而且针对外国人有严格的规定,尤其是西部有些地方队外国人完全不开放。所以,在自驾的过程中尽量露营,避开警察。
这个线路,是相对封闭的空间,资源禀赋很差,生活贫穷。好多男人依然穿着陈旧的军警制服,他也是很多村民见过的第一个外国人。这里人均可耕土地稀少,气候干旱,土壤贫瘠,有些地方沙化严重。这里的人们要么跟土地较劲,要么离家外出打工。在这样的地方,很难想象有什么理由让年轻人能够留下来。
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着,新旧在激荡,没有人能够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。在中国,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,因为其他人也不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。一旦上了路,所有人都不知道何去何从——迷茫的一代——但作为驾驶员,总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。
“人已经开始变得更加世俗化,只不过,他们跟外界的这种联系在方向上有些迷失。起参考作用的框架不再简单地由乌审旗那一点资源构成,而是由城市里面无限丰富的产品构成。”“就这一代人来说,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,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什么都在变——规则在变,经商行为在变,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。总会有新的形式需要琢磨,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。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,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。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,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,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放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。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: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,有利今天获。不然,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。”
这是何伟的感慨。在中国北方,他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,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至于长城,他是历史的斑驳。何伟驱车,看的是历史的沧桑,过往的故事和现在的人事。“长城能说明什么呢,他什么也说明不了。这个东西不过说明中国人曾经做了些什么,那是进行自卫的一种方式。”石彬伦或许是对明长城了解最透彻的人。石彬伦讨厌把长城赋予象征意义,并加以利用。现在人们更愿意对它进行阐释,胜于对它进行调查研究。他认为,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用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,是十分不公平的。
正如,这个部分的题目是“城墙”,之所以叫长城,那是后来的事情了。

2.村庄
三岔村,处于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脉,是层峦叠嶂中的世外桃源。也得益于这样的地理条件,使得三岔还保留着浓浓的乡村意象。何伟和他的朋友,是这个村里第一个租户。那时候很多北京附近的农村已经衰落,人们外出务工,只留下空荡荡的村落。三岔,年轻人已不在那了,他的“房东”魏子琪,三十多岁,是村里最年轻的成年人了,他的孩子也是这个农村里唯一的孩子。
在何伟租住的这几年,这个村子不断受到现代文明的攻击,变化剧烈。刚开始,那真是一个宁静的乡村,在夜晚,何伟常常被墙壁里的老鼠吵醒。“每当月圆的时候,这些家伙尤其活跃。在这样的夜晚,我能够听见它们吧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藏起来。”
后来,汽车业迅猛发展,路修到了三岔,旅游业迅速发展让三岔变了模样。曹春梅,是魏子淇的老婆,“在她那颜色不一的眼神后面,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忧郁。她曾经看着这乡村的宁静景象像海市辰楼一样慢慢地消失掉,而她也清楚,要把这个村里最后一个小孩拉扯到大,绝非易事。”好多事她无能为力,也管不了,人的心里又受不了什么都没有,后来她信了佛。因为“她时常能感受到一种欲望,比日常生活中平淡的琐事深刻得多。”
“说到宗教,中国人也还是非常的实用主义的——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,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,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。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,更多的是寻求共同体有关。在中国,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,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很遥远 很渺茫,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变化。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好像很空洞,很容易让人倦怠,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。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,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和上帝建立一种私人联系,而是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。”
魏子淇从务农转成经商后,收入超过了三万元,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,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。 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,但现在一支接一支,晚上喝酒,问他哪里不对劲。他说“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” 。“ 魏子淇的生活理念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,他所关心的事那些有形的威胁:贷款的重担,村里的政治,儿子的健康和教育等。对于经商,他感到一些压力,但他有信心,只要努力,肯定会有结果。”
入了党之后,应酬变得多了起来,后来别人拉拢参与村党支部书记选举,并失败。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“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”,这事之后,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。
一开始,何伟把这个村庄当做解脱之地,把它当成可以爬爬山、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写作的地方。后来,他来这里完全是因为别的原因。在中国,这个地方让他有回家的感觉。过去十年,作者过着一种游牧生活,大体上他也喜欢这种生活方式。但是,在三岔,他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套路——我知道每一个季节,每一个日子里,我能够希冀些什么。他喜欢乡下的生活节奏,以及生活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的循环往复。喜欢冬季里平稳而安静的日子,喜欢开车去那里过春节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融入,才有了如此细腻的观察。
在中国农村在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中,他写道”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,和传统生活,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。我并不反对进步,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,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。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,是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“通常,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——作为外人,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。在西方,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,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,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。但是,根据我的所见所闻,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,极度内在化的。很多人都在探究,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,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。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,他们遇到了麻烦。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,他们的婚姻更复杂——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。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,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”
是的,在这个国家,人们的脸上总有一种迷失的神态。

3.工厂
有时候,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,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。
丽水离温州三个小时的车程,高速修通之后,一个小时可达。这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镇,工业刚刚起步,中小民营制造业迅速落户到经济开发区,涌进大量打工者。作者想弄明白,在这些开拓型的工厂里,老板和工人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。
在浙江,工业小镇比比皆是,当地人一般专注于一种简单的商品,因为这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和资金。靠低价在市场中竞争。书中写的工厂,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高密,这样的企业和打工者这几年在我们村附近落地开花,书里的故事都可以在我们村里找到。
这是中国版的工业革命,但与欧美不同,美国新兴城镇的第一波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,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。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,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。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是办事法庭和教堂。然而,中国的新兴城镇里,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。
在中国这个地方,时不时会让作者的脑子转不过弯来。不管怎么说,中国的生活是很复杂的。实用主义的中国,一切匆匆的向前冲。各种利益主题,纠缠在一起。通过平民化的视角,何伟给我展示了我们熟视无睹的中国,这是无比真实的中国,都有切身之感。何伟写下底层社会的辛苦和无奈,真的,好多事“没办法”,他也流露着对这个国家的忧虑。
剧变下,人何处何从?柴静评论说,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-------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,不管你知不知觉,承不承认。